《山海经》具有神话、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的巫祝之书 是战国以前历代巫师、方士、祠官等的集体创作

在西汉刘向、刘韵父子编著为《山海经》之前，《山海经》是分为《山经》、《海经》二部分，是两本独立不同的书籍，最后在才合并为一本书，即《山海经》。

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 大宛列传》中称呼为“山海经”，而班固在《汉书 张謇李广利列传》却称呼为“山经”的原因。

《五藏山经》、《山经》是春秋战国之前对《山海经》的称呼。《海外经》《海内经》的附加到《五藏山经》可能是秦朝时期的事情。

很古朴的女娲——女娲（明蒋应镐《山海经图绘全像》）

个人观点：

1、《五藏山经》（即《山海经》的南西北东中五山）是从尧舜禹时代的巫师、方士和负有祭山职责的祠官集体创作，目的在于记录山川位置、神话、祭祀等具体内容——主要是以图画来记录，而非文字。文字更多是后人加上。

因为地理位置是靠地图来标记的，而不是文字。

2、《海外经》四篇，应该是燕、齐、吴越、百越等地沿海巫师、方士等的集体创作，是对海洋探险的地理记载，更多的是探险记录，当然目的在于寻找长生不老药，或神仙岛。

秦始皇派遣徐福、韩众等去海外寻求长生不老药，就是以《海外经》四篇为地图指引。

3、《海内四经》四篇，有可能是秦始皇一统六国和百越之后，命令巫师、方士们对秦朝四周边境所做的山川地理探索标记。

海内南经，说的是两广的百越之地，桂林、番禺、苍梧即是证据；

海内西经，说得是西域，流沙、昆仑、大夏、月氏即是证据；

海内北经，说的是匈奴、东汉、夷人、貊人等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匈奴、犬戎、雁门山、东胡、夷人、貊国等均是证据；

海内东经，说的是西太平洋和区域和中国东部主要河流流向，朝鲜、倭北、淮水、湘水、渭水、洛水、汾水等即是证据。

4、《大荒经》四篇，很可能是晋朝人郭璞等东汉末到西晋人所写，是五胡等外来民族所带来的文化和神话的补充，所以显得非常杂乱，毫无地理方位概念。

5、《海内经》1篇，基本可以确认是汉晋时人所写，基本上就是对山海经的一个总括和补充说明。

6、《山海经》形成时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和百越后，将尧舜禹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山经》，和散落在燕、齐、吴、越、百越等地的方士探险记录编著而成的《海外经》，派遣方士对百越、西域、蒙古草原、东北、东海、东部河流等进行地理勘察而成的《海内经》，共同合编为《山海经》

头有羊角的西王母

为什么《山海经》合编时间是秦朝而非西汉

司马迁时已经存在《山海经》，这在《史记》中得到证实；而春秋战国时只有《五藏山经》或《山经》的称呼，并无《山海经》的称呼。因此，《山海经》的形成只能是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这几位皇帝时期。

秦二世时间太短，加上战争，不太有着闲工夫弄这种东西；

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都是以道家治国、清静无为，不会主动揽活做。

说是秦始皇时期编著的依据：

1、秦始皇时豢养大量方士，这是事实，而《山海经》和巫祝、方士密切相关。

2、秦始皇五次出巡必定祭拜名山、循河而下或入海，需要类似《山海经》的山川河流海洋地理书籍作为指引。

3、秦始皇构建大一统框架，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等，因此编著四散的《海外》经、派人探索成果的《海内》经，统一合编为《山海经》十三篇（《汉书 艺文志》记录山海经为十三篇）：《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合计13篇。

至于《大荒经》排序是东南西北，和《山经》、《海外经》、《海内经》的南西北东中排序不同，因此确认为后人所写。

山经和海经合编，更符合秦始皇大一统的时代需求，战国人没有合并山经和海经的需求。

4、西汉时豢养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是汉武帝，但司马迁时已经有《山海经》，因此被排除。

乘坐双头双尾龙的祝融

综述

《山海经》是一部以祭拜山神、追求长生不老为目的的地理历史书籍，《山经》是对名山简介的祭祀书，《海外经》是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探险记录，《海内经》是对新开拓疆土和周边的地理记载，《大荒经》是汉晋后人对迁入民族传说的记录。

十三篇《山海经》是秦始皇时为更方便派遣方士寻求神仙和长生不老药而编著的大秦帝国地理指引，以免方士们偷懒或者不懂去哪里找。

西汉刘向父子校勘的是秦始皇时期编著的十三篇《山海经》。今天的18篇《山海经》是汉晋时人所添加。

最后要说的是：作为地理指引的《山海经》最重要的不是文字，而是图，即西晋郭璞搜集到的山海经图而作的《山海经图赞》——这才是《山海经》作为地图指引的根本和精髓，而非几行文字。

山海经古图早已失传。六朝张僧繇绘制、宋朝十卷本二百四十二幅《山海经图》也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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